直到他有了被當成男人對待的經驗，才意識到自己過去的處境有多糟。
這是因為各政黨選前都不會知道選後可拿多少比例的選票，就算知道一定要聯合執政，合作的小黨也可能憑空消失，例如在德國經常和大黨一起聯合執政的自由民主黨（FDP），就曾在2013年選票低於5％而根本不能在國會擁有任何席次。這就如同現在台灣的藍白政黨要聯合起來執政的概念，但是實際上理念與做法大不同。
而第二大黨社民黨拿到39.3％，自民黨拿9.5％。像台灣這樣不談理念而不斷討論特定政黨的聯合執政的現象，在德國是完全不可想像也是不可能發生的。聯合政黨執政可以選前決定嗎？德國的政黨無一黨獨大的情勢，所以大選過後，一定要聯合兩到三個政黨共同執政。有趣的是，1965年國會大選，取得最多選票比例的是基民盟，拿到47.6％仍無法執政。小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自民黨是在戰後1948年創立，在當年社會不太多元也不講究環保的時代，這中間偏右的政黨一直多和大黨一起執政，雖然得票比案例大約維持9％至15％，但在1949到1998年之間可說是德國永遠的執政黨，因為每次大選完之後，大黨要找小黨聯合執政，只有自由民主黨可拿到高於5％的選票。
因此德國兩大主要政黨基民盟與社民黨，在拿不到超過50％的選票下，都會競相爭取自民黨的聯合執政中國大陸已在14個省份建立28個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入駐的1662家涉農企業中，台資企業有854家，佔比超過50％，其中僅漳平就82家。從媽媽的角度來看，我承認她確實拯救了我。
我則和蜜雪兒生活，於此同時父母開始進行監護權大戰。在連鎖藥局Walgreens的日光燈燈光下，我們假裝自己正在出演電視實境節目。第一次坐下來諮商時，我才知道他們並沒有要討論我的感覺。」我氣呼呼地說，非常討厭媽媽和這位心理醫生，討厭他覺得做父母的把孩子拖到他辦公室，大辣辣地要求孩子提供把柄是正常事情的那副態度。
蜜雪兒開始變性之後，變得比較快樂，也更好相處。我才十歲大，所以我的偏好並非重點。
社工來做家訪的時候，我們母女倆就穿著親子毛衣，向他們炫耀我們的縫紉作品。我在轉過去的那間財力不足的明尼亞波利斯公立學校裡沒有惹是生非，卻一直被霸凌。後來她改信一位論教派，沒多久我也不信亞伯拉罕諸教的上帝，祂會把女童軍以及她們的同志愛人和墮胎者送進地獄。我含著眼淚把「遊戲王卡牌」和圖書館的書塞進黑色塑膠袋，就此吻別了噗吉。
我說沒有，她就要我去跟學校老師講。」媽媽這樣告訴心理醫生。）根據我們家的家族傳言，這便是哥哥沒去念大學，只能去輪班做保全的原因。大人總是跟我說臉皮要厚一點，因為這種事情其實無法可解
我們知道怎麼合唱七種語言版本的「生日快樂歌」。一天算下來我大概會聽到同學罵我妓女或賤人一百次。
到了我十一歲生日前後，一個八年級生開始在校車上亂摸我，情況雪上加霜。這是一間擺滿箱子和公文信封的辦公室，我把雙手壓在臀部下坐著。
社工來做家訪的時候，我們母女倆就穿著親子毛衣，向他們炫耀我們的縫紉作品。文：艾米・尼特費爾德（Emi Nietfeld） 到頭來，媽媽不需要我也能製造陳述。後來她改信一位論教派，沒多久我也不信亞伯拉罕諸教的上帝，祂會把女童軍以及她們的同志愛人和墮胎者送進地獄。第一次坐下來諮商時，我才知道他們並沒有要討論我的感覺。她剛下班回到家，滿臉疲憊。如果說失去信仰是一種損失，我倒是沒有這種體會。
從媽媽的角度來看，我承認她確實拯救了我。媽媽和我身無分文，沒了奶奶的金援，還背上一身訴訟費和卡債，深陷在這棟充滿垃圾、老鼠亂竄的房子裡。
那個月我還跟她見過好幾次面，但是某次講完電話之後就再也沒聯繫。一直到他威脅我又強迫我摸他，我終於忍不住跟媽媽說了。
那些檔案櫃裡想必裝著很多我這種小孩的人生背景，而這些經歷會連同散發著霉味、誘發我過敏的地毯一起，永遠鎖在這沒有窗戶的官僚體系中。我則和蜜雪兒生活，於此同時父母開始進行監護權大戰。
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因為害怕獨處，就去和其他沒人顧的小孩閒晃。「我要收集證據，」媽媽邊打開她的日誌本邊對心理醫生說：「以防『他』跟我爭監護權。親權評估員就跟遊戲治療師一樣想從我這裡挖祕密，他們會把我說的話解讀成他們想要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只要講錯一個字，就足以毀掉我的人生。沒有蜜雪兒掃我們的興，我們母女倆可以開單趟十小時的車到世上最棒的遊樂園玩，在應該要上學的日子裡玩到深夜，清倉大拍賣時盡情購物直到賣場保全護送我們出去。
到了晚上我也沒辦法自己睡，便跑去和媽媽擠一張床。（媽媽雖然帶他去看過醫生，但是沒有得到醫生的確診。
我在轉過去的那間財力不足的明尼亞波利斯公立學校裡沒有惹是生非，卻一直被霸凌。去談那些仍在發展中且我無力改變的事情，有什麼好處呢？ 搬到媽媽家後過了幾個月，我們母女倆開始去做家庭療程。
他們都說我因為父母離異「受創」，但其實大部分是爸爸變性為女人這件事所造成。媽媽的車在車道上停下，大燈耀武揚威、以勝利之姿閃耀著。
她說她自己就有注意力缺失症，我哥哥也是，雖然他未經過醫師確診。大人總是跟我說臉皮要厚一點，因為這種事情其實無法可解。」意思就是：媽媽拿到監護權了。我轉去另一間位在郊區的公立學校念五年級，還在那裡學了打鼓。
媽媽為我做了這麼多，蜜雪兒又遠走他鄉，我卻完全不知感恩。我所有朋友好像都碰過類似的經驗，可是我們沒有可參考的論述，除了在夜闌人靜時私下說說之外，沒有管道可以討論。
整個監護權評估過程看起來像笑話一場。倘若我的意願不重要，為何還要問我的感受，彷彿我的想望和情緒狀態是兩碼子事似的？也許社工本身確實在乎，但就這個體系而言，我的意願無關緊要。
在這番「驚天動地的宣告」過後，媽媽搬了出去，住到她在本地名下那棟雙層公寓的一樓。我才十歲大，所以我的偏好並非重點。